“申遗”究竟是为提升遗产价值、增强社会保护意识,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坐收渔利、追逐政绩的手段？这样的问题对“中国式申遗”来说,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而在追问之下,我们看到的怪象多多:“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如北京五大“世遗”曾高达32亿元的修缮资金缺口、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等。与此同时,一些遗产项目申办后急于扩容,有的甚至搞破坏性开发,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维护费用。如张家界和石林就投入不菲的经费用于整顿景区秩序、拆迁违规建筑。
其实,对“中国式申遗”来说,除了利益变现外,对官员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政绩变现。“申遗”的意义,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如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而云南丽江古城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在这样的例子诱导下,就当下社会环境来说,恐怕不出现“申遗热”也是不可能的。
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申报不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某些地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拼申遗,并非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世遗标签带来的收益。在此过程中,是否真的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由此,“申遗”的GDP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文化遗产破坏度的代名词。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看到3种错位,一是功能错位,世界遗产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二是性质错位,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三是空间开发错位等。
该如何审慎对待 “申遗”异化为“政绩变现”的逻辑悖论？要知道,无论多么荒诞,无论多么违背常识,“中国式申遗”都不会停止,因为投机和政绩的冲动已经淹没了理性可能存在的空间。
事实上,“申遗”所能承载的遗产保护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遗”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倘若都成遗产了,所谓的遗产也就没价值了。这是我们应重申的常识。另外,我们也要明白“申遗”的另一种含义:“申遗”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之举,入选并不代表这种文化本身的价值就比别的高,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更亟须保护。
当人们在不断地为那些渐渐消失的种种古都风貌、风景名胜而深感惋惜之时,或许,放弃狭隘的利益算计——GDP贡献率和“政绩变现”,找寻开发与保护中的差距,才是一个更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