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维持初审稿中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不变。（6月27日新华网）

　　尽管这样的结果基本也算是在意料之中，也尽管草案中的第一级超额累进税率由5％降到3％、算是对民意做了适度抚慰，但3000元起征点岿然如山的现状，还是深深刺痛了公众这些年月的期待。这种伤害与其说是起征点上几百块钱的博弈，不如说是公共社会关于民主决议之程序正义的考量。

　　据说二审草案之所以没有对3000元起征点进行调整，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听取了税收专家的专业意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分别从国际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个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物价上涨水平和实际扣除额等方面论证了3000元起征点的合理性。

　　专家自然有专家的道理，但在起征点争议上，也有不少专家学者秉持“应该提高”的立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提出，虽然从科学角度讲起征点不宜再提高了，但考虑到社会的呼声，可适当提高到3300元左右；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分别适用5000、4000、3000元的起征点……数据显示，在100名经济学家中，69%认为此次免征额设置的过低，应该提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均持此观点。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设若专家观点在征询意见中权重不可等闲，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不能提高起征点”的意见占了上风？换言之，即便这3000元是客观公正权衡的结果，那么，有必要先说服那些“应该提高”的专家——他们的逻辑错在何处。更重要的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统计，在4月25日至5月31日全国人大网上征求意见期间，网上共有82536人对3000元起征点发表意见，其中赞成以3000元作为起征点的12313人，占15%；要求修改的39675人，占48%；反对的28985人，占35%；持其他意见的1563人，占2%。网上大多意见是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而今3000元起征点纹丝未动，立法部门应对民意给出坚守的说明。

　　这样的“说明”，绝不止于安抚民意，而是意在三处：一者，个税调整是开门立法的典范，既然征集来的民意“多达23万多条，创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超过以往20部法律草案总和”，如果民意感觉对起征点几无力道、不会对决策产生事实的影响，那么，下次需要集结民意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积极应和？二者，“300元起征点”越来越像一个公共议题的符号，它承载的是公共政策对国富与民富的取向，变与不变之间，不单单是利益得失问题，它可能传递出更多决策倾向的信号；三者，从程序建设的角度观之，角力的过程远比最后的结果重要，因为透明、公开、公正的辩驳，是消弭一切流言与猜忌的根本，3000元起征点为何非要坚持不可？需要的不仅是一份像样的“总结陈词”，还要展示出充分的“临场辩论”。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阶层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情怀不同，在“起征点”等公共政策的投票上，必然呈现出不一样的姿势。3000元起征点也许确实很正确，但如果错失了对民意给出坚守说明的机会，这样的“正确”迟早会在民间蕴蓄出不尽的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