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短工化”已经成为年轻人务工新趋势。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旅游式打工”,频繁更换工作使他们无法建立熟悉的圈子,缺乏归属感的情况更为严重。

　　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就成了每年春节后的常态。比起父辈,“80后”、“90后”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更快,待业率及待业时间都呈增加态势。一方面是企业急于用人却无工可用,一方面是频频更换工作却无职可依,这一矛盾直指我们的社会保障和用工制度。农民工有权利要求与正式员工同等的薪资待遇及相应的保障,也有权利享受经济发展、城市进步的成果。政府应加大力度,进一步消除户籍制的消极作用,使农民工加入正常的城市生活秩序并稳定下来。

　　提高农民工待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关键是怎样提高才能破解“短工化”。今年,许多地方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应对“用工荒”。但近几年用工“常年荒”现象已经说明,即使提高了薪水,农民工也未必买账。不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连一些乡企,在不断加码的招工启事下,应聘者也是寥寥无几。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用工单位获得内部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有数据显示,超过1/3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无提升。同时,他们在用工单位间的流动也是“水平化”的,多数人换工作后并未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以某著名电子企业为例,通常一个普通工人要通过近10年的努力,才可能接近正式员工最底层的薪资水平,而这已是晋升的最高层级了,并且仅限于男性员工。

　　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模式,使得农民工被迫固定在低层次的纯体力就业岗位上,不仅薪酬低、无保障,还严重地缺乏发展的机会、上升的空间。这对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一心期望通过自身奋斗在城市中留下来发展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显然是无法忍受的。因此,频繁换工作就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个人、企业甚至社会都非常不利,“用工荒”、“短工化”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所以,必须要赋予农民工最起码的市民待遇,让他们能够摆脱各种先赋性歧视,与正式员工一样获得有保障的岗位,有希望进入稳定的发展序列,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果实。同时,政府与企业也应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挖掘农民工的技能优势,帮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稳定有序的价值回报。在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短工化”困境的同时,为我国产业升级换代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