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周俊在伦敦奥运会上三次试举失败而无缘奖牌，部分媒体报道时使用了“耻辱”一词。7月31日，云南《都市时报》就此专门向周俊登报致歉：你（周俊）既已上场并全力以赴，已是我们的英雄。

　　如果足够真诚，这封不算太晚的道歉信应该多少可以平复一下周俊受伤的内心，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促使所有人对我国竞技体育进行全方位省思。如果能借着伦敦奥运的契机进行理解和反思，也许未来能改进对中国职业运动员的培养。

　　我国一些职业运动员的第一种艰难是，要么你是冠军，要么你就一无所有或一无是处，哪怕你拿了银牌。这次奥运会上，56公斤级举重选手吴景彪拿了银牌，却几度落泪并鞠躬致歉，称自己“愧对祖国”；与易思玲参加同一项目的喻丹拿了铜牌，也说“对不起”。

　　我们的运动员拿不到金牌就几乎等于失败，所以连拿到银牌的吴景彪都要说“对不起”，没一点成绩的周俊当然就是“耻辱”了。更有甚者，当运动员预期能拿到冠军又意外失手后，还会殃及父母和家人，这正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对应，不过，痛失金牌后的世态炎凉可能更甚于拿到金牌。当预期的金牌拿不到手时，不仅运动员备受冷落，就连被地方体育官员接来观赛的运动员父母也再无人过问，更没人送老人回家。

　　运动员拿了冠军就有完美的人生并衣食无虞吗？未必。这就涉及我国职业运动员的第二种艰难——退役后生存艰难。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对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奖励9000元，到今年奖50万元，奥运冠军的奖金在28年间涨了82倍。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和企业的奖励，如今一名夺金的运动员至少会获得150~200万元的奖金。

　　如此巨奖当然可以解决一名运动员后半生的生活，然而，对于所有中国职业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只有专业技能训练，没有生存本领或职业谋生手段的训练——这种巨奖可能也无济于事。当坐吃山空成为无情现实之时，这些金牌得主的生存就举步维艰了。一项对奥运会金牌运动员后期生活状况的调查和统计显示，尽管退役后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的当教练，但只有6%的人能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其竞技体育技能只是屠龙之技，没有其他可以谋生的技能。

　　此外，做一名职业运动员还需要切断、淡化和压抑个人情感，而且这很多时候是强迫和被迫的，运动员有时甚至要表示感谢。例如，吴敏霞的母亲患乳腺肿瘤，有关方面却对她隐瞒了8年；羽毛球运动员王晓理的外婆因病去世，直到汤尤杯结束才告诉她，以至她当场蹲地痛哭：“你们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当一个同胞选择做职业运动员时，几乎就选择了“大义灭亲”和生活于“善意的谎言”中。正如喻丹所说，“家里人为了不让我担心，有什么事一直不跟我说”。

　　这些，都使我们的职业运动员难以达到快乐运动和享受奥运的境界。而国外以俱乐部方式从事体育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却有足够多的个人选择。

　　在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的对手梅里特的奶奶去世，他选择了退赛；在2012年的蒙特卡洛大师赛上，德约科维奇在训练场上收到祖父因病去世的消息，但他选择用继续比赛来告慰离世的至亲，他说：“我有过退赛的打算，但是我随后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生活都还要继续下去。我知道自己无力去改变任何东西，生活总是不断带给你一些东西也不断带走一些东西，这是生命的正常轨迹。”

　　当一名职业运动员能不被“善意的谎言”欺瞒，而且能独立决定自己的运动生涯和怎样参赛、退赛时，他就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权利并被尊重，也能锻炼并获得最好的生存能力。而这，正是本土职业运动员最为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