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和朋友聚餐，席间聊到贝克汉姆北大见面会一票难求的事情，有人向我和另外一个也在校学生会做过部长的朋友发问：“你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要到票啊？都是权贵嘛！”其他人会心应和，我却不由得尴尬：虽然我没这样做，但如果我去伸手，也许真的可以不必排队就拿到票。

　　在很多大学，学生们都把在学生组织里担任比较重要职位的人称“权贵”，这叫法半戏谑半认真。戏谑在于，学生干部手上都没多大的“权”；认真在于，这些学生干部由于职位关系，总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到熟人求个方便，而“要票”就是我们的“特权”之一。

　　在我看来，这种校园“特权”与我们常指责的种种社会特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校园“特权”所求取的利益固然并非价值不菲，但它与其他特权一样，都不惜以违背公平的基本原则为代价，来达成特权之间的“利益交换”。它出现在本该纯洁美好的大学校园里，更应让人感到担忧。早熟的学生干部们过早地尝到了“特权”的滋味，这使得他们日后更可能会极力追求真正的特权，而看到这种“特权”好处的其他人，也更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这种特权。而且，更多的“无权者”对此习以为常，不敢或不想对此进行反抗。

　　最根本的忧心与震惊或者是这样的事实：原来我们平时呼唤要解决的“特权”问题，早已植根于校园之中，而我们所痛恶的社会上的官僚特权意识，往往从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萌芽。这不得不说是整个大学教育与社会的悲哀。

　　大学本该是知识圣殿，是学生人格与价值观养成的理想王国，是社会里最重要的精神圣地。一个人的世界观与道德观往往都在大学期间迅速地发展、成型，而这些价值将指导其一生的行为与选择，因此大学除了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之外，更应教会他们该持有怎样的道德品质、家国理想，如何做一个正直、善良、有益于社会的人。无论如何，大学都不应当成为一个培养“特权意识”的地方，不该成为“特权追求”的演练场。一旦大学精神不幸失落至此，它将影响的就不只是一部分，而将是一代青年人。这种影响将在这些人心中根深蒂固，并进一步渗透成为社会的文化与氛围，最终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逃开的社会要求，造成整个社会精神的沦陷。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就是好的开始。我庆幸的是，尽管我自己也曾向这种“校园特权”妥协，但还没自得麻木到觉得享有“特权”是一种“理所应当”，我还保有犹豫、纠结的能力；我的身边也尚有一些人并未“习以为常”，还愿意发声，愿意为维护公平尽自己绵薄的力量。我希望的只是，身边的这种“不满”会越来越多，并能化为一种集体的力量与行动，共同改变这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