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背景】

　　深圳一家企业涉嫌使用73名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童工”。有7名员工承认自己不满16周岁，但由于缺乏身份证明，这批员工的真实年龄仍待查实。目前，这批员工已经被送回乡。

　　据了解，他们在工厂里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至12个小时，每月工资仅2000元左右。可是，由于家庭困难，他们对回乡后的生活仍很迷茫，不排除再次外出务工的可能。

　　在现场，记者还遇到一名15岁的小姑娘，她表示：“暂时还没上班，年后再过来。”

　　2013年的最后一天，彝族小姑娘沙马沙依（化名）坐上了回家的长途大巴车。两辆大巴车载着73名彝族涉嫌“童工”从深圳回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短短10天，在深圳的“打工”之旅结束。

　　虽然知道是因为“童工”的身份被送回乡，但沙马沙依对这一让外界议论得沸沸扬扬的身份并未过多地在意，她忧虑更多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被送回去？为什么总是要回答“你几岁”的问题？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10天“都市”打工之旅

　　2013年12月22日，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沙马沙依的130多名同乡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来到深圳。

　　位于深圳宝安区西北部的福永大洋田工业区，并没有都市的繁华，小商场里传来的电子音乐网络歌曲震耳欲聋，尘土飞扬的街道垃圾随处可见。而对于沙马沙依们来讲，这里充满了新鲜，虽不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但能在这里赚到钱，是他们最实在的想法和目的。

　　12月23日，还没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沙马沙依和小伙伴们被中介带到了不同的工厂，安排在不同的宿舍，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每天上午8点，她们都必须准时出现在流水线上，晚上9点半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长达十一二个小时的工作，只有两个半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没有加班费与其他补助。

　　其中，70多名新员工所在的公司名叫可立克。他们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在电源车间做普工，负责电源的组装、打包等，固定月薪2000元。

　　据了解，可立克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源及磁性元件研发、生产、销售的科技企业，生产电源适配器、仪表电源、通讯变压器等电子产品。深圳总部高峰期员工达到3000多人，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12月27日，经举报，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劳动监察大队及福永街道劳动办成立联合调查组进厂调查。执法人员询问年龄的时候，他们的答复均是16岁或17岁，但并无一人能拿出身份证。

　　12月28日，可立克董事会秘书段轶群表示，据她所知，公司并没有故意使用未满16岁童工。“有30名女孩不愿意被卷入该事件而提出离职意愿，目前已被劳务派遣公司接走，送回了凉山老家。”对于中介公司是否在孩子年龄上造假、有无克扣孩子工资等问题，段轶群表示不知情。

　　12月30日，记者在可立克公司遇到一名15岁的小姑娘，她刚刚从惠州工厂过来。“惠州那边工作很累，我朋友介绍我来这边。暂时还没有上班，年后再过来。”下午5点半下班后，工厂门口的小摊旁边聚集了周围工厂的员工，一盒3元的肠粉或者煮玉米，三五个人拼凑在临时的露天桌子旁，草草应付了晚餐。

　　12月31日，联合调查小组发表通告，可立克、德林克公司均存在使用彝族员工的情况，均经中间人介绍陆续入职，期间有部分员工自行离职、或由公司委托中间人送回原籍。目前两公司共有在职彝族员工73名，劳动监察部门通过调取员工履历表、现场调查笔录以及公安部门核实户籍信息等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相关资料与现场调查情况出入很大，无法证实员工的身份和年龄。

　　福永街道宣传科相关负责人表示，虽有7名员工口头承认自己不满16周岁，但也缺乏有效身份证明、真实户籍资料等充分有效证据。为此，需要在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对包括7名重点嫌疑童工人员在内的73名员工是否属于童工作进一步的核实。

　　当日下午6点，由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宝安公安分局、福永街道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抽调23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租用两辆大巴，专门护送可立克、德林克公司共73名彝族员工返回四川凉山，并会同当地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身份。

　　个别企业利益驱使

　　目前，深圳市有关部门已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力资源部门、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由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公安部门与街道等委派专人赴当地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取证，除对上述7名嫌疑童工深入核查，同时对其他66名人员也做进一步调查核实。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表示，将根据核查结果对涉事企业依法严肃查处。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樊森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我国对于解决童工现象的政策法律已经基本建立。《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明确规定使用童工属于违法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段轶群称：“这些员工面孔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当时处于用工紧张期，所以就先招进来了。”但是，根据相关法律，只要员工未满16周岁，不管用人单位是否知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明确有“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规定。

　　段轶群表示，今年“用工荒”很严重，“尤其是春节前一两个月工厂招工很困难”。记者在大洋田工业区内发现，随处可见的宣传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招聘信息，有的企业直接做一个海报摆在公司门口。也有媒体曝出，因劳动力匮乏，珠三角地区出现“黑洋工”现象。

　　段轶群对记者表示，不会为了节约一点点成本就违法使用童工的。而对于为什么使用童工会节约成本却不予答复。

　　经过调查，记者了解到，在大洋田工业区普工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1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每个员工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30天，应发工资3630元。实际支付给这些涉嫌“童工”的是2000元，企业每月从每个人身上“节省”1630元，而雇佣这样70个孩子，每月可节省开支逾11万元。

　　和可立克、德林克一样，雇佣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企业似乎并不是少数。周边居民称，“几乎每个工厂都有这样稚气未脱的‘员工’，看上去都不到16岁，大部分来自四川、贵州、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而多数中介机构并不会把16周岁当成门槛，“小孩比较好管理，如果带来的人数够多的话，发工资都是你说了算。”

　　送回家之后怎样？

　　被遣送回家的时候，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的曲比阿美（化名）并不想走，“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不出来打工怎么办呢？”阿美说这话时带着勉强的笑容。尽管她坚持说自己20岁、妹妹17岁、弟弟16岁，聊起天来她又透露出自己刚刚初中毕业的信息。

　　大多数伙伴和阿美有一样的想法，在深圳能赚到钱，在家只有贫穷。阿美的网络空间里有一个相册，叫“我的家乡”。群山环绕的小山村，炊烟袅袅。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色是很多城里人向往的地方，而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想的是如何走出大山。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教育，使很多孩子被迫中断了学业，走出大山谋生。

　　虽然在深圳，他们被无良中介与企业盘剥，长期加班，没有休假。但短短10天的打工之旅结束，回到老家，他们能做什么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在偏远农村，儿童辍学率并不低，这是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贫穷将这群孩子推到城市，现在又被送回去。原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年纪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更多的照顾到偏远、贫困地区，兼顾地区公平。”

　　“当地经济不能发展，依旧不能保证孩子的受教育权。现在把孩子送回家，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学校，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出来打工，童工问题也将是一个无解的循环。”该专家表示。

　　记者还在工业园区看到另一些年轻的打工者：夸张的耳环、破洞低腰牛仔裤、怪异的发型用刘海遮住半张脸，兜里基本上是“山寨”手机，网络社交空间里则是各种网吧为背景的照片……这些年轻的工人被定义为“杀马特”。这个音译英文smart，原意为时尚的、聪明的，这里却是截然相反的含义。

　　“杀马特”即“农村非主流”，流传于城乡结合部，成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现象。一位社会学家表示，农村辍学的孩子来到城市打工，他们试图融入到城市，并不能真正被接纳。现实中，他们在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嘲笑和歧视。另一方面，他们也和祖辈的农民形象相去甚远。

　　该社会学家认为，这个群体教育背景有限，经济收入微薄，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逼仄的发展未来，让他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于是，他们面临着既不能成为城市人，也不愿回到农村的“尴尬”境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这种阻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距，也表现在精神上的隔阂。”

　　人民日报：“解救”童工，还需治本之策

　　只有以更科学均衡的发展消除贫困，只有更好发挥法律法规的守护作用，才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留住美好童年

　　稚嫩的脸庞中透着粗糙，红肿的手指上满是皲裂，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固定工资仅2000元……近日，随着深圳一家电子厂涉嫌非法使用数十名童工的行为曝光，一群来自四川凉山儿童的命运引发关注。令人心酸的是，当孩子们被“解救”准备送返老家和他们的监护人时，其中一位孩子竟对记者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我不想回家”。

　　宁愿做“有肉吃”的童工，这名未成年人的内心选择，不具有普遍性，却足以让成年人警惕、深思。我们在为孩子们丧失快乐无忧的童年慨叹时，当追问：本应在校园里安享琅琅读书声的花朵们，为什么会早早上了生产流水线？我们努力构建的儿童权利保障机制，为什么在一些地方还有被撕破的网线？

　　拒绝容忍童工的存在，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我国早已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禁止童工劳动公约”，《劳动法》也明文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此外，《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也着眼于优化儿童成长的外部环境、密织保护网，旨在祛除童工出现的社会土壤。实际上，就在孩子们不愿回去的“家”，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可以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仍然受法律的保护。面对这群解救回来的孩子，当地政府也正在联系学校，让他们重返校园。

　　然而，检视酿成童工事件的各环节，家长认为读书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招工中介利欲熏心，厂商对虚假手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劳动监察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没有一方能推脱责任。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悲剧就不会发生。而面对调查询问，孩子们自觉结成“同盟”、虚报年龄拒绝承认童工身份，也反过来警示我们，孩子们两难处境的形成，背后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典型的现实图景，勾勒出快速行进之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剪影。

　　这一方面表现在，法律在一些地区、一些人面前，还难以显现其应有的守护神作用。比如，农村地区正成为治理的最薄弱环节，许多法律政策在这里存在着“虚防”、“失守”的现象。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童工”背后的贫穷。凉山是四川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交通不便，水电不通，加上当地老百姓还有一种“读书不如打工”的心理，近年来，孩子辍学外出打工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贫困造成的愚昧、落后与生存困境，加剧了“读书无用论”扩张，催生了“及早走出去”的念头，一旦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用工的需求相对接，就会迅速催生出铤而走险、违法用工的黑色产业链。

　　今天的中国号列车，正在改革创新的引擎牵引下疾驰，努力远离“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必须清醒看到，我们既有引以为傲的高速铁路网，也有流动时代的留守之殇；既有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也有生活艰辛的过亿贫困人口。置身于城镇化、现代化的历史大潮，就要直面转型期真实而复杂的国情。

　　培根曾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然而在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乡村，越贫困往往意味着越容易失学，而过早离开学校，也就等于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破除这种悖论与怪圈，唯有全社会携手努力。只有以更科学均衡的发展消除贫困，只有更好发挥法律法规的守护作用，才能真正“解救”童工，让更多孩子留住美好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