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称7月1日陈光标在辽宁抚顺祭扫雷锋墓。他向雷锋墓献上了鲜花，同时还献上了《纽约时报》等外媒报纸，上面有关于他美国慈善之行的报道，陈光标称自己是“来向雷锋叔叔汇报美国之行的成果”，随后在雷锋墓前磕了三个头。这次活动被称为“汇报美国感恩之旅”。

　　陈光标“感恩”，感念的当然不是美国人之恩，而是雷锋之恩，因为据他自己说，他的美国“慈善之行”是去发扬雷锋精神的。“慈善”（charity）又称“善事”，拉丁语（caritas）原义是宝贵、贵重、珍惜，指的是对他人深沉的“无限仁爱”，是基督教的信仰、希望、仁爱三美德中的一种。仁爱的赠与是一种善良意愿的社会活动，给予需要者关爱、帮助、赞助，默默奉献，完全不问名利的回报。陈光标在《纽约时报》上登广告，满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且不说慈善的深沉之爱，就是拿雷锋的“做好事不留名”来对照，他做的真是“慈善”和“好事”吗？

　　对这样的质疑，总是有人反驳说，人家陈光标花的是“真金白银”，是他自己的钱，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别人管得着吗？正是因为他花的是真金白银，所以他用钱去做的是消费，不是慈善，不仅是消费，而且还是炫耀性的消费。

　　“炫耀性消费”（连同“炫耀性商品”）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 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T he-ory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是指以表现财富为目的而花费于商品或排场的消费行为。炫耀性商品是经常用来凸显身份、地位的名贵物品（珠宝、豪车、名表、名包），是一些在别人面前炫耀，让别人眼睛一亮的高档奢侈品。奢侈品的价格越高，消费者的身份地位就越高，所以越贵，反倒越有人愿意购买，因为买的本来就是满足虚荣心，而非物品本身。

　　今天，离范伯伦《有闲阶级论》出版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期间美国富人的素质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让一个人在社会里显得出人头地、出类拔萃、有头有脸的标准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如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物质财富的简单炫耀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获得社会尊敬，所以，有的富翁愿意花一笔钱去资助总统或别的竞选，日后有机会也许就能得到一个到某个小国担任大使的职位，以获取社会地位。人们尊敬大使，未必尊敬富翁，尤其是暴发户。大使的身份和荣耀比富翁要高得多，所以更值得炫耀。

　　炫耀性消费购买的不一定是高档物质奢侈品，还可以是另一类奢侈品——— 高知名度、高姿态，或政治和道德上的高调自我夸耀。陈光标先是用人民币，后来又花美元，购买的正是后面的这些奢侈品。中国富豪们大多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从开始到现在，在普通人眼里，只要富得能买得起各种名牌，拥有豪宅名车，就足以让一个人在人群中炫耀，在社会里被当成“精英”。“富豪”被看成物竞天择的宠儿，因为他们是能人精英，所以财富在他们手中会累积起来。他们享受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东西，生活奢侈。不过这对社会有益，因为他们的成功是对穷人的鞭策，使穷人以努力工作来克服天生的劣势。

　　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当今中国富裕的最大问题就是阶级结构的不良。富人们精神贫瘠、趣味粗俗，他们只有在炫耀物质财富的时候，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优越，他们在消费时总是强调商品的昂贵价格，知道每一件物品的“价格”，而对任何东西的“价值”却一无所知，也毫不在乎。例如，在暴饮暴食的时候，他们在乎宴席的价格，但无视食品、粮食的价值。如果社会觉得，只要他们花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别人就没资格批评他们，那么，食品和粮食也就不再是值得珍惜的东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但是，时代毕竟在变化，一旦许许多多人都有了炫耀性消费的能力，它也就不再能足够地让人炫耀。官能娱乐的炫耀性消费———美食、饮酒、豪宅、名车和各式各样的性关系———是有限度的。而且，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人赞赏，反而会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于是有的富人开始尝试用财富创造尊敬。他们有的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半官方身份的“知名人士”，而别出心裁的陈光标则投身于炫耀性的高调慈善。他只知道慈善的价格，却不知慈善的珍贵价值。当慈善被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用作一种个人沽名钓誉和表现政治正确的手段时，慈善原本的高尚目的和人道内涵也就被毁掉了。陈光标的炫耀性慈善是有害的，因为它破坏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慈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