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巴蜀中学高三(1)班的刘楠枫，以704分的裸分成绩成为2015年高考重庆文史类分数第一。原本在成都游玩的刘楠枫可以早一点坐动车回渝，由于北大与清华招生方争抢刘楠枫，北大方面为表达诚意，执意派专车去成都接刘楠枫。于是刘楠枫回重庆的时间，被多耽搁了4个多小时。（6月24日《重庆晚报》）

　　每年高考结束，状元们都会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高考状元成了企业、商家、学校等各方追逐的对象，重奖事例屡见不鲜。“争抢高考状元”从表面上看是争夺优质生源，实质上却是难分伯仲的两所学校之间的较量：高考状元具有很强的符号效应，争取的高考状元越多，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所大学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高考分数建构的金字塔，让不同的考生拥有截然不同的入学机会。处于金字塔塔尖的高考状元，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在理想的图景里，选择哪所学校、哪个专业，应该出自学生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本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动员以及就业、读研深造等方面的权衡和考量，都会影响高考状元的志愿填报。

　　高考状元成为“香饽饽”的背后，既有人们对学习精英的朴素感情，也和浮躁、炒作等转型时期不良的社会心态有关。高考状元的身份符号和文化象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利益，让“状元经济”的虚火越烧越旺。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关注和消费，根源于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和教育观。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其作为一个行为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愿意锦上添花不愿意雪中送炭，导致资源集中在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手中，而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冷漠甚至不屑。最令人担忧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偏好，即使在教育领域也难以幸免。

　　状元们在高考的竞赛场中“一举成名天下知”，并不意味着他们今后一定会取得成功。说到底，“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一项调查显示，在1977—1999年900多名高考状元中，七成大学毕业后“销声匿迹”，在职场难寻高考状元的踪影。高考状元“不如人意”虽然偏离了公众预期，却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人生有多个竞赛场，状元们在高考中脱颖而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它领域一定会出类拔萃。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鸟儿一旦系上了黄金，就再也不能展翅高飞。”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关注和消费，不可避免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影响。只有从根本上对势利教育观进行纠偏，高考状元得到的重复性激励和谬赏才会越来越少，愈演愈烈的“争抢高考状元”才会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