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廉价救命药“一药难求”。

　　廉价救命药断供的消息，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在微信朋友圈上演过“求药接力”的惊心动魄。物以稀为贵，何况缺的还是救命药。结果呢，比如黑市上的ACTH，价格自然令人大跌眼镜：在一个有关婴儿痉挛症的QQ群里，一盒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

　　别说500多倍，为了救命，就是倾家荡产也别无他选。可是，廉价救命药一药难求，这事儿到底该怪谁呢？怪企业，好像于心不忍。据说ACTH一盒只卖7.8元，利润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很多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商也不愿意备货。在药品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药厂生产这类药物长期亏本或者至少不赚钱。可问题是，做药品的，不是做慈善的，不谈利润最大化，总得吃饭得生存。怪医院，好像板子落错。一是因为这些廉价药本身不是常用药，不像伤风感冒，小医院可能一年都难得用得上一回，准备多了，自己受罪；二是在传统医药模式下，以药养医逼着医院去“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医院选择进贵的替代药而不是便宜药，也不算天良丧尽的事。

　　事实就是这么令人无奈。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

　　这种现象怎么破解呢？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市场化路径。常用的廉价药，该提价的要提价，该贴补的要贴补。于此而言，要落实好2014年4月《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纳入国家低价药品目录的药品，取消针对每个具体品种的最高零售限价，允许生产经营者在日均费用标准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或调整零售价格，保障合理利润。今年，《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下发，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这些努力，有助于从血脉上保障廉价药有活路。另一个是行政化保障。类似ACTH这种非常用药品，国家层面、省级网络要有基本储备。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行政之手就应该发挥作用。药企积极性不高，医院需求量不足，患者也不是很多，这类药品没法子靠市场来调节，只有医保层面的兜底配置制度，能为少数患者解决后顾之忧。稀缺廉价药协调流动机制，应该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的基本网络。

　　在药品供需领域，廉价当然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至少要保障廉价稀缺药品，不至于成为黄牛趁火打劫的提款机。廉价药断供，职能部门难辞其咎，而相关配套的努力，亟待奋起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