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

　　【标准表述】

　　[深入分析]

　　专家认为，良知首先是一个人道德自律下有所不为的基本准则。比如，生活中不违反公序良俗，从业不损人利己，诸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开发商不做“豆腐渣”工程等等，都是做人做事的底线。这些底线通过良知的坚守，变成现实行为，表现出来的就是诚信。所以，通常情况下把没有诚信的人，都称为没有良心的人。

　　除了道德自律之外，人们的行为规范还有一条“法律底线”，即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一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必须禁止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法律底线”比“良知底线”范围更狭窄、要求更低，通常越过了法律的底线，同样也越过了良知的边界。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每一起严重事故在追究违法责任的同时，同样伴随着良知批判的解读。专家

　　“良知底线”没有“法律底线”的刚性，单纯的道德自律与内省升华，需要的是道德环境的支撑。需要正视的是，如果当下社会良知丢失殆尽，缺少的正是一个讲良心的道德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不讲良知，甚至违法犯罪的人受益，比如，制假、使假、卖假，可获得相对于违法成本畸高的收益，等于是变相鼓励“昧良知”；另一方面，讲良知的人需要付出坚守甚至血泪的代价。比如，“油条哥”的经营要担负着他人所没有的高成本风险，见义勇为承担着被讹诈的风险，这一切又都在倒逼人们放弃良知的坚守。

　　[措施]

　　专家认为，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以道德保障社会建设，关键不是道德宣教性的、引导式的“良知入法”，而是细化“良知入法”内容，实实在在的应当参照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做法，要向外国取“经”，进行道德立法。

　　一方面，道德立法不能一刀切，不能对全社会的道德行为进行立法，不能把所有的道德规范变成法律条款，约束公民的行为，应当是对特定人群的道德行为进行立法规范，比如对以最高道德标准约束的公务员群体进行道德立法，或者是针对一些基本的、普遍的道德规范通过制度安排使之制度化、法制化。版权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社会行为的道德立法，应当本着扬善不惩恶的原则。主要就是保护行善者，而不是惩处违反道德的作恶者，毕竟法律是最低标准的道德，而道德是社会的最高准则，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不能因为没有见义勇为就对其进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