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打印版下载:2014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四及参考答案
2014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四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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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材料1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从906美元到11115美元左右,则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又分为两个层次,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上世纪70年代便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但他们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在3000~6000美元的阶段徘徊。菲律宾在上世纪60年代人均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由于未解决好发展问题,至今还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同菲律宾差不多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则后来居上,跨越了陷阱,成长为亚洲“四小龙”。
中等收入曾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700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属于“上中等”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就指明,是否能跳出这个陷阱决定了中国两种可能性的发展前景: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近几年来,改革渐渐成为中国受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话题。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及改革一词,这固然与2012年恰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暨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二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有关。但改革旋律高奏,更多原因还在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迫。
材料2
材料3
我们前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生产力的解放,亿万人民从缺吃少穿的短缺经济中迎来了改革开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主要是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低廉来发展的。现在这些“红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且以上成本要素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所分析的: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也就是说,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会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社会矛盾凸显等。这些问题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就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健康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形”,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长期提倡“做大蛋糕”,却忽视了“分好蛋糕”;鼓励“先富”,却忽视了实现“共富”。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过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房价、物价、就业、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焦点所在。这些问题会造成人心散、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导致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材料4
“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魔咒”。最典型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50至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利用自身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欧美资本投资,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拉动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而直到2009年依然在3500至6000美元的水平上徘徊。
20世纪30、4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不重视与全球产业链的衔接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
拉美国家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使本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越了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处于3000~5000美元时,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就有4个,而当时全世界只有15个。拉美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只能生活在贫民窟里,民选政府为了选票必须不断向市民提供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庞大的政府福利开支制约了经济发展动力。同时,“超前”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同时隐藏着严重的政治腐败,部分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好处,积极进行权力寻租,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政府官员更是与国际资本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贱卖国有资产。严重的腐败问题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危害。
材料5
1968年,日本GDP总量达到1000亿美元,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均GDP继续高速增长,并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平稳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势力强大的财阀集团。随着这些财阀垄断的范围越来越大,渐渐成为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日本对该国的财阀进行了强力打压。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政府冻结了15家大财阀的财产,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为防止财阀复活,还公布了《关于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的法律》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并按此法律分割了325家被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7年的努力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同时,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制,佃耕农成为自耕农,取消了高达50%~70%的地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日本还建立工会组织,制定了劳动三法(工会法、劳动关系法和劳动基准法),承认建立工会的自由和与团体斗争的权利。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并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
官员腐败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是导致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日本有较为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日本刑法典中设立了反贪污贿赂罪专章。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日本推行了财产公示,日本的媒体也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揭露了多起首相腐败大案。
材料6
“去年到现在,塑料涨了18%~25%;铜价涨了20%~30%,银价更是涨得离谱。”浙江民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敏感叹,绿豆大的银触点,从原来的0.4元涨到1.15元,而一个开关也不过卖了4元钱。订单还没开始做,陈建敏就发现生意已经亏了,因为原材料、用工成本都涨了。
据浙江省统计局调查,上半年浙江工业生产值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6.2%和10%,6月份工业生产值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涨幅均比5月份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价格传导上看,各种原材料提价的压力向下游制品企业传导的趋势明显。以温州制鞋企业为例,鞋底所用的聚氨酯材料从每吨2.1万元升至每吨2.5万元,涨幅接近20%,胶水价格也涨了近一倍。而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远不及成本上涨的幅度。
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也让中小企业颇感为难。据浙江省经信委调查,56%的中小企业认为今年从银行贷款的困难程度超过去年,有高达14.9%的企业曾经在今年上半年借贷了民间资金。“浙江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年息最高的达180%。”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一般企业利润率只有几个点,所以很多企业这个月借了钱下个月就得关门。2011年上半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654亿元,同比增长9.9%,而2010年上半年浙江的GDP增速为13%,相比之下增速有所放缓。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杰表示,浙江工业生产仍将呈现增速回落的总体态势,下半年发展形势依然严峻。
材料7
2012年2月底的一天,家住宁波的张小姐开车去见朋友,被朋友数落“车太脏,应该洗一洗了”。于是,她回到单位楼下的洗车行,花了100元好好地洗了洗自己的爱车。然而,以前在这个地方洗车只要50元。住在杭州的曹先生平均每个月去理一次发,每次都是到固定的理发店找固定的理发师傅。一年间,理发费用从35元涨到40元,再上涨到45元。店里给出的原因是租金上涨,理发费也得跟着涨。“柴米油盐事关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所以生活必需品价格稍有变化,我都感觉得到。我预计家里8月份的开销又比7月份多了两三百元钱。”台州的金女士家里共4个人,每顿菜肴大多是荤素搭配,本来家里的饭菜钱在800元左右,而这个月的花销却近1000元。
台州市统计局民调中心近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居民对当前物价形势看法的民意调查。受访者中有69.5%的人认为当前的物价水平太高,心理上有点难以接受;有21.8%的人认为物价偏高,心理勉强还能接受;有7.0%的人认为当前物价基本合理,不高不低;有0.6%的人认为当前物价不算高,另有1.1%的人表示无法判断。调查显示,农村居民中有73.3%的人认为目前物价太高,心理上不能接受;有18.0%人认为物价偏高,但还能勉强接受。城镇居民中有65.8%的人认为目前物价太高,心理无法接受;有25.5%的人认为物价虽高,但还能接受。
这些只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趋高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自从2008年以后,以浙江、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发达省份的增速明显放缓。令人担忧的是,类似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当前经济社会中的很多现象已经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特点相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分析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譬如产业升级换代缓慢、消费社会始终未能建立、人均收入得不到提升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
材料8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有点像高速公路塞车,根源在于公路本身以及配套的行车规则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车速慢导致堵塞,而且一旦出现塞车,就会有车速慢等相关问题随之而来,导致恶性循环。”
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典军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浙江省自身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外向型经济拉动。金融危机后,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回顾2011年各省市GDP发现,除了天津之外,增速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西部省份增速都在12%以上,中部省份中最低的河南也达到11.7%。相比之下,浙江省的增速明显放缓。
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延续。在2012年各省市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中,中西部仍然继续“高歌猛进”,8个目标高于去年的省份中,除了吉林外,其他省份均属中西部地区。其中,“江南煤海”贵州省在去年实现15%的高速增长后,今年预期增长达到14%,为全国最高。内蒙古、陕西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13%。在全国的31个省份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4省的增长目标都低于去年,北京、江苏、上海等19个省份的增长目标与去年定的目标一致。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城乡差别大、民族众多,如果国家在发展战略、政府服务、公共政策、政治改革等方面不能满足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国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材料9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发出连珠炮式的追问。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一方面,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产权,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资源如果在市场制度下有偿交易会释放出更多效率。
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往前走,财富才能更充裕。不然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小企业、工人、农民会很辛苦地挣点小钱,而绝大部分利益被拥有垄断权或掌握稀缺资源的集团夺走。拉美也是这个问题,腐败缠身、垄断无法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在于,利益集团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很享受这一现状,不愿作改变。
材料10
2011年10月29-30日,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校和24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学者,德国、印度、俄罗斯、挪威、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国内外专家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只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人文精神环境,才能更好促进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要加大人文精神方面的改造力度,重点培育主体的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其中诚信精神是最关键的。一是要加大对缺乏诚信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要从小抓好公民的诚信教育;三是要大力提倡敬畏意识。在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也强调,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常思贪欲之害)、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后悔。
在连续7年保持8%经济增长目标之后,中国决策层将2012年经济的增长目标下调至7.5%。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中国政府20年来第一次。从2005年至2011年,中国GDP增长目标连续7年保持8%以上,8%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打破的底线。7年后的今天,“保八”神话终破。虽然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下调,但这一宏观政策所释放出的微妙信号,却引发各界人士广泛热议和深切期待。这半拍之差虽小,却可能从各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揭幕一个全新的时代。
作答要求
第一题:结合给定资料,请谈谈对“改革旋律高奏,更多原因还在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迫”的理解。(25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深度。字数不超过500字。
第二题:假设你是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4-5,草拟一份《关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战略》的内容要点。(25分)
要求:
(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600字。
第三题:围绕给定资料主旨,联系浙江实际,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
(1)观点正确、结构完整;
(2)论述深刻、条理清晰;
(3)字数1000-1200字。
2014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四参考答案
1. 【参考答案】
这句话表明,我国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的风险。正因如此,改革势在必行。〔3分〕
一方面,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3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属于“中上等”的水平。然而由于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4分〕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3分〕长期以来,我国沿袭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社会矛盾凸显等,将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4分〕
因此,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过程中,需政府转变发展思路,在法律和政策上予以保障,以最终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3分〕
2. 【参考答案】
关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是最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省份之一。金融危机后,我省的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延续。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争取主动降速转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5分〕
一是及时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战略。〔2分〕长期以来,我省忽略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要根据实际,发挥本省的比较优势,加快改善民生步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着力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3分〕
二是加大对垄断企业的治理力度。〔2分〕随着我省垄断行业范围的逐步扩大,其已渐渐成为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因此,政府要着力治理垄断行业,防止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使其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同时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3分〕
三是限制“超前”的城市化进程。〔2分〕我省“超前”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因此,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工就近就业。〔3分〕
四是加大对腐败官员的惩处力度。〔2分〕严重的腐败问题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要重视反腐,约束公权力,推行财产公示制度,建立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加大对政府官员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好处,以及进行权力寻租的监控力度。〔3分〕
3. 【参考例文】
着力“四个结构”转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经济高速增长,尤以浙江发展最为突出,引起了世界瞩目。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重要转折点,在未来十几年内将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历史性机遇。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基尼系数偏大、以及房价过高、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环境污染等,中等收入陷阱已初步显现。在此过程中,着力进行“四个结构”的转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环节。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治理结构要转变。“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内部发展动力的“自我抑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锁定”状态。政府必须要用强大的有形之手,注入新的“能量”,破除固有的约束和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解锁”。为此,政府要更加注重民生,营造公平的社会制度,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尊重全体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平等权,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要转变。第一产业要持续下降至10%以下,第二产业要对第一产业进行替代,当第二产业上升至50%的高点之后,第三产业又要对第二产业进行替代,最终需要从工业主导的结构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要规范各个产业的收入差距,在各行业间建立相对平等的发展关系,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以金融、税收等措施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以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求结构要转变。以浙江为代表,长期以来忽略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外向型经济拉动。金融危机后,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延续。针对这种情况,政府要平抑以浙江、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发达省份的物价,增强社会购买力,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实现消费升级,建立消费型社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精神结构要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精神的力量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看重。精神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诚信品质。一是要加大对缺乏诚信的打击力度,二是要从小抓好公民的诚信教育,三是要大力提倡敬畏意识。政府要在自身做好表率的前提下,引导和培养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使其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政府将2012年经济的增长目标下调至7.5%,说明我们所暴露的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类似,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的警惕。而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改革,不仅要推进治理结构的有效转变,而且要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引导需求结构的合理转变,同时约束精神结构的快速转变。唯有如此,我国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经济社会揭幕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