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进步，是人们对“十三五”前景的最热切的期待。
这一期待指向的，并非仅仅是生活状态，更重要的是发展质量;并非仅仅是加力扶贫济困，公平收入分配，提高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保障民众公平参与发展的权利，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逐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从发展看民生，我们当会发现它的更丰厚的内涵、更深刻的价值和更全面的表达。
发展在转型，动力在转换，还是要充分尊重广大民众自主自由的创造精神。
回首一路闯将过来的改革历程，最值得怀想的，就是广大民众的勇敢探求和执著创造。他们冒着风险摁下包产到户的手印，一举解开了贫穷问题的僵硬死结;他们千辛万苦播下乡镇企业的星火，迅疾改变着乡村发展的经济版图;他们自发组织开展村民自治的实验，率先启动了基层民主的历史进程……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是风正帆悬，潮涌浪叠。但是，体制性的阻碍还很顽固，深层次的矛盾愈益凸显，在既有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发展形态的创新中，依然需要去尊重、去弘扬民众当年的那种改革锐气，依然需要去激发、去导引民众当年的那种创造精神。再完美的顶层设计也难以替代基层的生动探索，再精致的规划蓝图也无法涵盖民间的深邃智慧。
笔者最近在乡村走访，就多有获益。山西的寨子村，农妇郑冰带领乡亲们发展综合性农协、跨村域社区，开辟了新型合作之路;河南的郝堂村，依靠村民智慧还原乡村本色重塑村落文明，书写了乡村建设新版;云南的芒摆村，与茶企碧丽源共建茶叶经济、美好生态和社会文明，诠释了共享发展理念……这一片片土地上，涌动着民生发展的勃勃生机，氤氲着民间创造的万千气象。政府互动的，当是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政策空间和文化氛围。
市场在敞开，规则在建设，还是要切实保障广大民众公正平等的经济机会。
经济机会牵连的是发展权利。在广大乡村，土地是农民最有价值的资产。不少地方政府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中，借“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新型主体”的名义，强势推动资本下乡，造就了种种“垒大户”现象。国家扶持农民发展的诸多资源、补贴和奖励等政策优惠，被流转、被侵蚀了，“虚假利润”包装了“规模效益”。更令人忧心的是，那些被强行让渡土地经营权的农户，他们的生存资源被挤占、被攫取了，发展现代农业提升经营水平实现收入倍增的机会，就此被垄断、被剥夺了。这些作为，与农民的发展意愿矛盾冲突，与国家的政策精神也相去甚远。土地制度改革的要义，正在于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建立农民的长效增收机制。
流动创造机会。疏浚、拓宽底层民众纵向流动的通道，已是当务之急。两亿多农民挤进城市大门，共同托举起城市繁荣，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今还徘徊在城市的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户籍改革亟应加快脚步，覆盖进城农民教育、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打破城市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固化。
法治环境的建设必须跟进。在关系学弥漫污染、潜规则大行其道、“拼爹化”愈益凸显的社会生态中，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如何保障?审视当下，无论是体制改革的攻坚，社会治理的深入，还是强力反腐的推进，其中的一个聚焦点，就是要在法治环境的建设中，完善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
选择在丰富，自由在拓展，还是要大力提升广大民众自信强健的发展能力。
展望“十三五”，“脱贫”是一项艰巨的使命。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而且是能力匮乏。能力的根本是素质。从资本的视角看，个体发展能力的源头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素质的内涵讲，个体发展能力的根本是健康素质、知识素质和文明素质。
健康是改变贫困的人力资本，祛除贫困的生命活力。尽管医疗改革多有突破性进展，但底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还未得到根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依然是笼罩在许多弱势群体头顶的驱之不去的阴霾。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重塑人生。教育投资，有利于提高民众跨越新技术门槛的能力和意愿，有利于开拓民众在全球化坐标中发展的思维和视野，有利于葆有民众在市场化竞争中充足的自信和进取。我们在教育的公平和普惠中还应迈开更大的步伐。
文明也是一种素质，而且是更重要的素质。“贫困文化”的研究者早就提出，不仅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而且要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就不仅会影响他们改变贫困的状况，而且会代代相传使贫困维持下去。当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先生，就认定乡村建设的根本之策，正在于治理“愚”“穷”“弱”“私”，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在中国制造向着中国创造的跨越中，在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更新国民的发展理念，锻造国民的工匠精神，培育国民的合作文化，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从发展看民生，从民生看小康，我们努力的，不仅是物质的丰裕，福利的保障，还有权利的彰显，文明的进步。这样，我们就在实现着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