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习近平在北师大留下了一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
动词是“很不赞成”，说的是对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拿掉的态度；形容词是“很悲哀”，评价“去中国化”。
寥寥七字，典型的习式话语风格。但就如巨石入湖，激起的是涟漪与波浪。
就事件看，这不过是对当前教育领域一些做法的评价。但事实远没这么简单，当习近平在谈“去中国化”的时候，他究竟在谈什么？
他的问题意识，显然不局限在教育上。有所言者，必有所感。有所破者，必有所立。
谁在“去中国化”？
事情还没有结束。
今天下午，万米高空，前往塔吉克斯坦的专机起飞后，习近平主席就来到后舱看望工作人员，同大家一一握手。一位记者说：“习大大好！您前天在北师大说语文不能‘去中国化’，反响很热烈。”习近平很有感触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有人问：从课本里拿掉几篇古诗词，就是在“去中国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在搞“去中国化”的地方都是怎么做的。目光先回到70年前，二战结束之时。
1945年，刚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朝鲜半岛，在美国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而今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则在韩国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全面禁止韩国公共机关使用汉字。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与越南。日本战败后，中学课本中开始很少出现汉文诗文，同时日语中开始出现大量的英语音译假名；同时，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则由知识分子主导地普及拉丁化文字，直至汉字在越南被彻底废除。
而从1990年后期起，尤其是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地区推行的“本土化运动”、“台独运动”及“正名运动”等，也大多被冠之以“去中国化”之名。虽然其中复杂纷纭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都有“减少古汉文书面语文言文的教学时数”一举。
由是观之，去中国化，无不从中小学教材入之。毕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总是千秋大计。
为什么反对“去中国化”？
如果说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推行“去中国化”，还有其民族主义的成分在其中的话，那么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和母国，“去中国化”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态势了。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鸦片战争起就成了一个争论不止的命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从清末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到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维新派到五四爱国学生的数代有识之士，无不开始思考一个残酷到惨痛的命题：曾经绵延和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究竟还能不能挽民族于亡国灭种之境地，是否依然能保持其伦理纲纪的地位？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传统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浮沉起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历史。诸如1988年《河殇》一般断言“蓝色文明”必将战胜“黄色文明”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国化”变种。
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有言：“今天有种有趣现象：连一行马克思著作都没读过的人都敢嘲笑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今天也有相似的现象。
对传统文化的判断和评价，需要结合其历史条件与处境。批判传统力度最大的鲁迅、周作人、胡适和毛泽东，同时也是浸淫最深、收益最大的人。这足以令人深思。
可以说，在今天，重谈传统文化，又不仅是一个对待传统资源的问题。
2010年，同样是教师节前，《红旗文稿》用连续三期的篇幅，刊发了一篇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文章写道：“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是文化版的“三个自信”。
而在习近平看来，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化”，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明自信”，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
在今年2月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而在9月5日人大6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习近平则称，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上，“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如何对待历史，就是如何选择道路；如何对待传统，就是如何对待明天。对“去中国化”的批判，事实上是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是对“中国”的自觉与自信，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的挣脱与重建。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化”问题就远不是一本教材的增删可以涵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