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光明网“五老评热点”栏目推出一期“殷墟从神坛通往人家之路道阻且长”，分析了殷墟博物院满藏历史与珍宝却面临营运困境的尴尬局面，受到网友热议。这么高规格的博物馆尚且如此，其他博物馆的情况如何？我国博物馆整体建设和运营情况怎么样？博物馆为何遭遇“门前冷落车马稀”？就此，光明网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陆建松教授，以下是访谈实录。

　　博物馆建设缺乏长远规划：“买得起马备不起鞍”谁之过？

　　截至2013年底，我国博物馆数量已达4165家，全年接待观众数量超过6亿人次。近年来，博物馆建设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明显。截止到2011年底，美国有1.7万余座博物馆，日本有5500多座博物馆，很多发达国家几乎每几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而中国目前平均每40万人才拥有1个博物馆，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方可发展到每25万人拥有一个博物馆。因此，从人均的角度来讲，我国博物馆数量并不多。现在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在还过去的“欠债”。

　　近几年之所以出现博物馆建设高潮，一方面与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力推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各地政府虽然加大了对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往往由政府决定。而且由于缺乏科学和长远规划，“买得起马备不起鞍”，重建设轻经营，缺乏专业人员和经费的运营，博物馆成了政府装点门面的摆设。

　　以高校博物馆为例，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都拥有了自己的博物馆，但要害在于高校博物馆大多只是用来装点门面，普遍存在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重视建设而不顾及后期运营的弊病。我们复旦大学的博物馆其实有不少宝物，原本可以举办一些展览等丰富学生生活，但因为没有人员编制划分，经费更是微乎其微，博物馆沦为了单纯的标本陈列室，遑论对社会开放。

　　此外，教育部门拨付给高校的经费中也没有博物馆的专项经费，这种情况下，试图从教学、科研等常规经费中分出一部分来运营博物馆几乎没什么可能性。

　　社会教育功能缺失：博物馆奈何成“文物仓库”

　　博物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丰富多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一国保存历史记忆及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其次，它是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旨在满足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再者，博物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具体表现；第四，博物馆是爱国主义示范教育的重要基地；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它的非正规教育的功能。在我看来，知识普及、公共教育是博物馆的主要目标和功能，应该与素质教育、国民教育紧密结合。

　　2013年数据显示，我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63777万人次，日均170余万人次。然而，看似惊人的数字与13亿人口的比较，平均每位公民约2年才走进一次博物馆。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每位国民每年3-5次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出，博物馆非正规教育功能的发挥，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还比较大。

　　以美国为例，博物馆经营就是以展示、教育和知识传播作为核心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博物馆的经营状况不在于收藏多少东西，不在于研究水平如何，关键在于是否鼓励公众参与博物馆学习，以及博物馆在传播知识方面发挥的效力如何。美国有88%的博物馆提供从幼儿到少年的教育项目，70%的博物馆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服务。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每年都与教师开展多次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还邀请相关教师参与编写教材。

　　而我国在博物馆经营理念上有一个误区。我国博物馆主要扮演“文物仓库”的角色，工作重心是文物收藏，对如何为社会和公众服务往往不够重视。所以，虽然我国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展览数量不少，但其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偏低，再加上整体的展览水平低，部分展览学术味太重，老百姓不感兴趣，也看不懂；很多博物馆的展览常年不换，观众随人流匆匆转一圈，依次将陈设的展品看过去，是什么、叫什么、有什么用途，过目即忘，进去一次后不再想去第二次。此外，各地博物馆普遍存在“重展不重教”的问题，围绕展览举办的教育活动非常少。

　　新时代的要求：让“躺”着的历史站起来

　　博物馆是一段历史的凝固，如何让“躺着”的历史站起来，是新时代对博物馆提出的新需求。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活动：

　　博物馆要大量策划特展，从选题到内容到形式，根据观众的兴趣，结合社会热点等设置特展主题。每个展品背后都有一段传奇历史，观众在博物馆走马观花并非对历史不感兴趣，关键要用通俗、生动的讲解方式让游客着迷。

　　不过，展览固然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唯一手段，所以需配合展览和研究开展拓展性的教育活动，形成与学校、社区长效性、规模化的教育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功用。

　　博物馆中的很多资源与中小学教育、素质教育、国民教育联系很紧密，但目前的情况是，我国的教育部门不愿意去博物馆开展教学，博物馆也没主动为教育部门提供服务，双方意愿上都不够，更何况内容和合作方式了。因此，必须从制度设计层面，把对博物馆的绩效考核与此挂钩，规定其必须为学校或者社会提供多少教育，要确立博物馆作为国民教育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通过立法明确博物馆的教育机构性质，明确博物馆应加强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横向联系，与学校及有关单位开展共建活动。

　　同时，要将博物馆纳入学校教学体系。由教育部门协调建立馆校联系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促进博物馆与学校的联系。在制定教学大纲时，把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列入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教师要带学生去参观。有些课程，如历史、艺术史、美术、自然等，教师可以根据需要把课堂搬到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此外，还要将博物馆纳入教师培训计划，要求教师树立“博物馆教育理念”，熟悉并善于利用博物馆资源辅助学校教育。

　　学科管制导致博物馆专业人才匮乏

　　博物馆不是建一个房子就完事，有着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人才队伍支撑和经营。但目前我国博物馆专业人员仍以保管和研究为主，博物馆展示教育和创意型人才严重缺乏。整个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人才之间有四个不适应。

　　首先，博物馆人才及从业人员的数量与博物馆建设的数量不适应。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培养的博物馆专业人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博物馆数量快速增长后对从业人员数量上的要求。当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博物馆专业人才从博士到本科不足300人，按照目前的博物馆数量计算，每年每个博物馆连一个人都分不到。

　　第二，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能满足博物馆的发展需要。目前博物馆的很多从业人员都是半路专家，不是博物馆专业出身，缺乏专业知识，甚至不少博物馆的馆长都是社保局、旅游局等其他部门的领导转任的。馆长都如此，更何况其他普通员工。

　　第三，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所培养的人才的专业素质不能适应博物馆经营等功能的转换。博物馆现有的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有着博物馆专业背景，但这些专业人员，很多是学历史、考古、文物等专业的，研究和关注展示、传播等方面的人员微乎其微。

　　事实上，博物馆的工作内容应该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收集、整理、保管、研究，即加工、生产、组织知识的过程，另一块则是传播知识的过程，而展览等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形式。对博物馆而言，收藏、保管不应该是其最终目的，展示、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大众才是其最终价值的实现。但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严重欠缺，这与师资的匮乏不无关系。

　　高校是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约有30余所高校设立了“博物馆学”专业，但是课程设置以博物馆知识体系为主体的大学微乎其微，全国真正从事博物馆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也只有十多人而已，而受到博物馆学教师队伍，办学理念等影响，这些高校事实上主要培养的是文物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课程设置大多数是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的大杂烩。

　　具体来看，在目前高校开设博物馆的学校中，北大只有一个老师研究博物馆学，吉林大学的博物馆专业主要是考古，南开大学则重点做文物学的研究，复旦大学稍微好一点，正在转型做展览，但仍旧以文物保管、研究为主。

　　博物馆专业无论从专业设置、招生数量、投入，还是编制、人才引进，课题申请等方面都处于弱势，步履艰难。我国实行学科管制，在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博物馆更是无处藏身。有的高校在图书情报学下开设博物馆专业，有的则在历史学下面。而各地学校领导大多只关注一级学科的发展，从招生到经费投入，都不太重视博物馆学。但事实上，社会和市场又需要大量的博物馆专业人才，供需矛盾十分严重。因此，必须取消学科管制，让学科的发展根据市场的需要去设置和开展。

　　第四，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能适应博物馆类型的多样化发展。以前的博物馆主要是考古文物的陈设等，现在科技等自然科学的博物馆发展迅速，但高校从来没有培养过专门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精英管理人才。

　　再加上目前我国招聘博物馆专业人员被纳入事业单位统招统考，面向所有的非专业毕业生，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更是难以保障，更有甚者，部分地方的博物馆成了安排关系户的通道，专业人才进不来，非专业人员挤破门。因此，必须建立博物馆从业人员资格体系的认证等，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规范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确保博物馆有专业人员来运营。